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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遗书范文(精选)

生命的遗书范文

生命的遗书篇1

[关键词]书院遗址;地方教育;书院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68-05

胡青(1953-),男,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江西书院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书院史、教育史;

张永丽(1986-),女,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江西古代书院遗址与教育开发利用研究”(项目编号:llJY09)的阶段性成果。

书院是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独具风格的瑰宝。自1901年清廷下令书院改制为学堂以来,至今已有110余年。随着历史的推移,保留下来的书院遗址越来越少,并有加速消亡的趋势。江西自古书院众多,书院是江西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重新审视书院遗址的特殊价值,制定科学的保护利用策略,尤为重要。

一、江西书院遗址的基本状况

为进一步了解书院遗址的现状,笔者最近调研了一批江西的书院遗址,发现它们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是保存比较完好的著名书院。它们大都独立存在,自成体系,如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上饶信江书院等。白鹿洞书院是中国最著名的书院,享有“天下书院之首”的美誉,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庐山世界文化景观的主要景区,面积3000余亩,明清古建筑面积7000余平方米。鹅湖书院历经800余年的沧桑,风貌依旧,格局完整,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兴国县城小井头的潋江书院,是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建筑,占地4900多平方米,它与兴国其他革命遗址一起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是坐落在村落中的书院。如被誉为“千古一村”的乐安流坑村,保留下来的“文馆”就是明代末期的大型书院,与此相关的还有状元楼、翰林楼、五桂坊等教育遗址。被誉为“庐陵文化第一村”的吉安漠陂村保留了“青源”、“明新”、“敬德”、“振翰”等书院。遂川县堆子前镇井下村保留了燕山书院。安义县由罗田、水南、京台三个古村落组成的大村落群里,京台村的书院“墨庄”有教室、藏书的“养拙斋”和游艺琴棋的“守城斋”等,历经300余年,仍保存完好。高安市新街镇贾家村,书院众多,至今仍有“明月轩书院”、“皖月轩书院”、“鹤鹿书院”、“文昌书院”等。然而总体来讲,这些散见村落的书院大都比较破败、荒芜,甚至有些凄凉。

第三是坐落于现代学校中或与学校连为一体的书院遗址。保护最为完好并与中学相连的是白鹭洲书院。它位于吉安赣江江心的白鹭洲之尾,自宋代创建以来,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累经修建,几经易名,至今仍然办学。九江的同文书院是江西历史上的第一所教会学校。1870年,传教士在城外土桥创办埠阆小学,1881年将小学迁至甘棠湖畔,扩建为九江同文书院,1906年更名为南伟烈大学,1929年更名为九江同文中学,现为九江二中。原同文书院教学楼仍在使用。

然而,这类书院遗址更多的是残破不堪,有的尚存几间斋堂,有的只剩断壁残垣,有的仅留存几块匾额或楹联。如南昌的豫章书院、贵溪的象山书院。豫章书院在清代曾被誉为江西四大书院之首,目前南昌十八中在其旧址上办学,只存有“豫章书院”石碑一块。象山书院是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现贵溪一中在这里办学,书院遗址颓废,只在“徐岩”之上保留有“象山书院”几个石刻大字。

第四是旧书院已被完全拆除,今人在书院旧址重新建立了新式书院。如修水县双井村的高峰书院,清同治年间由乡人捐资重建,一度败落,光绪二十三年(1897)再修,后又被毁。2005年九江市检察院资助重建,仍以“高峰书院”命名,这是当时江西省第一所用原书院之名,又保留书院建筑格局的小学。高高的门楼里面是四合院,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为数众多的书院遗址已荡然无存,在其之上已建立起现代学校或其他建筑,如南昌友教书院、东湖书院等。至于那些只知其名,仍不知晓其究竟坐落何处的书院,更是难以统计。

就全国而言,现存书院遗址的状况大体相似,除极少数者外,大都凋零荒废。如河南省伊川县的伊川书院,是宋学中“洛学”的重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2010年记者调查称:“放眼望去,没膝的蒿草中点缀着几座破败的砖瓦房。房屋黄泥,门窗洞开,藤葛肆无忌惮地爬上窗棂。院子里,村民们见缝插针地种上玉米、辣椒等农作物,一幅残破凋零景象……这里一直处于无人看管、自生自灭的状态。”这种状况,在江西也是随处可见。

二、书院遗址特殊的文化价值

一般说来,古代建筑遗址有宫殿、陵墓、民居、院落、寺庙、宫观、道路、桥梁等,相对其他遗址,书院具有比较特殊的文化价值。

(一)与佛寺道观抗衡的儒学教育的“道场”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在魏晋时期已经十分风靡,隋唐时期一度达到“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局面。道教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唐宋皇帝大多崇道,道教与佛教的影响此消彼长。书院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儒学与佛道之间的争斗。南宋朱熹主张兴办书院,弘扬儒学,就有与佛道相抗衡的意思。宋淳熙八年(1181)他痛感庐山“佛老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其旧者。独此儒馆(白鹿洞书院),莽为荆榛……境内寺观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空说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乐之宫,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阔”。“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惧。”因此他上书朝廷:不能听凭佛老势力泛滥,要兴办书院,弘扬儒学,对抗佛老,强化书院的教育功能。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800多年前朱熹遇到的情形又在当代重演:如今,佛道的寺庙宫观遍及城乡,顶礼膜拜的人何止亿万。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同样是人满为患。但是儒学呢?除了几个大型孔庙和大型书院,古代书院和其他教育遗址,大多衰败不堪。两相对照,儒学“道场”惨不忍睹!近年来,有些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人士提倡和讲习国学,但他们活动的地点却基本与书院等教育遗址相脱离,失去了可供利用的宝贵资源。

(二)尚学敦教风气的园地

宋元明时期,江西学术走在全国前列,是与书院昌盛分不开的。1988年季啸风率领全国百余名学者普查了中国古代书院,依据各省、府、州、县与书院志书上的记载及研究文献统计,发现全国有书院7300所。按1989年的全国行政区划统计,江西历代共有书院990所,约占全国的1/7,居全国各省之首。…书院的繁荣对江西学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以学术巨著《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为依据,来考察江西重要学派的数量比例:《宋元学案》共有“学案”100个(含“学略”4个,“党案”1个),“学案”传主属于今江西籍的有13个,占全学案的13%,而在江西长期活动的周敦颐和朱熹(祖籍在江西)尚未计算在内。《明儒学案》共有“学案”64个,收录学者206人,江西籍的有48人,占总数的23.3%,“学案”为首人物中,江西籍的17人,占全“学案”27.4%,而长期在江西活动的王守仁尚未统计在内。书院以传递理学为主,上述人物学术活动的地点主要就是在书院。

北宋时期江西就有了以“不学为辱”,以“不文为咎”的民风乡俗,这种风尚也是与江西书院的繁盛分不开的,现存的古代村落便是例证。我们发现,书院多的古村往往长期保留着尚学敦教的风尚。如前面提到的贾家村,明清两代中秀才120人,进士8人,举人9人,最高者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燕山书院所在的井下村,在清朝后期出进士1人,巡检1人,诰授武德尉郎守卫千总1人,儒林郎4人,登仕郎1人,秀才4人,县志载入县“昭忠祠”4人,孝节双全受朝廷旌表2人,国学生、邑庠生等28人。好学的民风代代流传,不少地方至今依然人才辈出。在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与连绵的教育熏陶成就了后代,而书院恰恰就是文化与教育结合的典型。

同样,书院遗址的楹联与格言,如白鹿洞书院“日月两轮天地眼,读书万卷圣贤心”;鹅湖书院“斯文宗主,继往开来”、“学海有源,静对湖山通脉络,贤关不远,隐从鹅岭想阶梯”;浃陂古村“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府书”、“余出方寸地,留给子孙耕”,等等,今天仍然在教育激励着后人。

(三)文化教育历史信息最多的场所

有些书院遗址还是地方学校发展的见证。清末书院改学堂之后,一些学堂学校一直办到今天。如:高安师范学校(旧址是风仪书院)、万载中学(旧址是龙河书院)、株潭中学(旧址是龙冈书院)、宜春四中(旧址是昌黎书院)。就这些学校而言,书院是学校的源头,学校是书院的传承,书院遗址是校史的见证。在许多校庆纪念册里,都流露出今人对书院历史的追忆和自豪。

此外,古代文化人物到书院讲学、会讲、唱和、雅集是很普遍的事情,因为那时文化机构较少,书院便成为学术交流、知识传授、文人活动的重要场所,书院遗址保留文化教育的历史信息也就最多。

(四)古代教育和革命教育结合的基地

江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红军活跃在广大农村,乡村书院往往用作革命活动。如漠陂的敬德书院曾为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总工会所在地。又如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来到兴国县城,入住潋江书院。在此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建立县苏维埃政府,该书院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再如,1927年刘少奇曾在白鹿洞书院“御书阁”中工作,某日与擦肩而过,险些被发现。上饶叠山书院是为纪念宋末爱国志士谢枋得所建,现与纪念馆、故居、漆工镇暴动纪念馆连为一体,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抗日战争时期,有些书院还成为抗日军队的指挥部。如1940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干部训练团驻扎鹅湖书院,院外有座舍利塔,因塔身太高容易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不得已而毁之。战争之惨烈,从遗址中可以想见。

(五)自然与人文融合的独特景观

相对其他风景名胜而言,古代书院往往具有独特的景观:一是与自然山水交融。如白鹿洞书院,地处庐山东南,院前山溪潺潺,院后松柏遮日,不远处便是五老峰,李白曾有诗赞道:“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巢云松”就是隐居松林的意思。李白一生周游天下名山大川,但这里的佳丽风景更是紧紧抓住了诗人的心弦,使他起了隐居此地的强烈心愿。又如鹅湖书院,东为象山,北为狮山,西南为龙山。山势蜿蜒,泉峰壮丽,柴草丰茂,林木蓊郁。唐人王驾“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诗篇,至今耳熟能详,到处传唱。

二是与其他文化教育遗址相得益彰。我们以乐安流坑为例:在漫长的岁月里,除书院之外,董氏还建有众多的文化建筑,如状元楼、翰林楼、五桂坊等,它们与书院遗址在一起,共同展现着昔日科举昌盛、官宦如云的景象。渼陂也是一样,书院与宗祠、店铺、牌坊、地藏阁、古街融为一体,青砖灰瓦,庄重拙朴,绿树掩映,曲径通幽,构成独特的建筑风格。

三是与历史人物紧密结合。白鹿洞书院与朱熹、陆九渊、黄棘;象山书院与陆九渊、袁燮;鹅湖书院与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白鹭洲书院与江万里、欧阳守道、文天祥;泷冈书院与欧阳修;叠山书院与谢枋得;昌黎书院与韩愈;石莲书院与罗洪先;龙光书院与朱熹;东山书院与朱熹、赵汝愚;端明书院与汪应辰;复礼书院与刘元卿……这些人物与书院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幅多彩多姿的历史文化画卷。

作为历史文化遗址来说,这种集自然、宗族、文化人物为一体的建筑现象是比较少见的。相对其他历史建筑而言,寺庙是和佛陀、菩萨、高僧联系,宫观是和太上老君、道长相伴,纵有世俗人物造访,但他们是过客,并非寺观舞台演绎的主体。祠堂与宗族相连,不但学术教育气息不浓,而且不宜过分张扬。书院遗址是世俗人文与自然、建筑高度融合的产物,应该引起人们关注。

三、保护利用书院遗址。促进文化繁荣

书院遗址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它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的古代建筑。对于它的保护利用,我们当然要考虑经济效益,但更要考虑让这些遗址满足社会的文化教育需求,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书院遗址所在地的文化内涵和生存的活力。因此,我们认为:

(一)要坚决制止并杜绝拆毁书院遗址的行为,对其进行强有力的保护

城乡要发展,文化是内因,特有的文化因子是城乡的根本,没有文化、没有历史的城乡,发展就难有后劲。书院是地方教育历史的见证,保护好书院遗址,无形中就留住了文化与教育发展的脉络,保护了地方的文化因子。然而,近年来中国城乡建设加快,各地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却往往是以牺牲文物遗址作为代价的,书院当然也难逃一劫。今天,大量书院遗址因建设的需要而被拆毁,或被当做学校发展的障碍予以清除。本课题组在万载县某初中调研时发现,屹立在该校中的古老的正谊书院刚被外省人整体拆走,只剩下写有“正谊书院”几个字的牌匾和一片依稀可见的地基,让人感到痛心和惋惜。我们认为,目前应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法律干预,坚决制止并杜绝拆毁书院遗址的行为。同时,要对书院遗址进行全面的普查,有组织地对其进行测量、拍照、摄影、记录,并将这些档案交由地方政府完好保留,以便实施全面科学的保护利用。

(二)让学校成为书院遗址保护的责任人和依托力量

目前,学校里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教育遗址归属文化部门管理,学校无权干涉,因为学校属于教育系统,与文物部门没有天然联系。未被列入文保单位的教育遗址,一般可由学校自行处置。这种体制的设计,给学校带来了困惑:或者对属于文保单位的书院遗址的保护不承担责任,或者对一般遗址可以随心所欲。

学校是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它本身就是保存文化、传承文化、积累文化、净化文化、提升文化的场所。学校的这些文化功能,决定了它必然也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保护内部的文化遗址,而不管这些遗址是否列入文物遗产的名录,对此,学校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事实上,有些书院遗址在学校自觉的保护之下,状态良好。如宜春四中,其旧址为昌黎书院,为纪念唐代袁州太守韩愈所建,现有斋堂几栋,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文博部门因经费紧张很少拨款维修。该校充分认识到书院遗址的文化作用,经常自动予以维修,至今书院依然完好。这种由学校负责维护,一边使用一边保护的方法是值得提倡的。如果由政府委托学校代为管理存在于学校或其附近的书院遗址,并拨给款项,或许可以更好地实施保护,更好地发挥其教育的功能。

(三)让遗址贴近现代乡村生活,服务并促进地方文化发展

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特征。书院遗址是乡土文化的代表,对它的保护应该贴近乡土,贴近现代的农村生活。因为“文化遗产最为珍贵的价值在于它的传承性,它应该是鲜活的,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但是由于古遗址文化资源传承的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一文化元素如何在民众之中以一种更贴近现代人生活的方式发展下去,如何在保护和开发中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书院遗址的保护利用,首先应该满足当地人群的需要,尽可能地为村民服务,而不是将书院遗址与民众隔离开来。就目前状况看,乡村民宅一般都居住了村民,而书院遗址一方面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一方面场地宽敞,容易公用,它们是乡土文教中心的最好选址,可以依托它开展文教活动,读书、阅报、展览、游艺、议事、联谊、聚集村民、接待来客,而遗址本身也能在使用中避免凋零。

(四)围绕书院遗址,探索改造旧农村的新路径

目前,国内对文化遗址的保护大都集中于部级、省级文物单位,对层次比较低的书院遗址关注较少。江西是书院最多的地区,有必要率先探索一条保护利用书院遗址的新路子。然而,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书院遗址扮演的角色还是微乎其微的。我们以为,书院遗址可以作为贯穿古代建筑、历代碑文、楹联诗词、历史名人、乡风民俗、乡村山水的核心,将其文化因素最大限度地揉进当代新农村的建设。而对那些可以进行经营开发的书院遗址,也应探索新的模式。在这一方面,安徽省池州杏花村古遗址保护采用的“政府主导,企业参与,产业化运作”经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江西又是中国古村落数量最多、类型最多样、保存相对完整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全国共有古村落千余座,江西就有100座以上,占总数10%以上。在最近的文物普查中,江西新增17个历史文化名镇,总数达到84个。保护乡土文化,我们任重而道远;而以书院为特色,保护古村落,充分利用开发其教育文化功能,率先走出一条建设农村的新路径,江西更是责无旁贷。

(五)将书院遗址建设成传统文化的讲堂

当代社会,社会道德面临滑坡,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优秀传统与当代精神结合,可以提升国民道德水准,而保护与利用书院遗址,便是重要举措。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武汉大学分别创办了国学班。2008年开始,郑州大学、九江大学分别依托学校附近的嵩阳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开展了“书院文化之旅”,至今已成功举办3届。2011年鹅湖书院与北京大学举办了“鹅湖儒学”讲习班。活动组织者之一,著名书院研究专家王立斌“在北京大学生书院论坛上的报告”中说:“中国的儒、释、道三家,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而佛教、道教直到如今都有自己固定的教徒,在用生命实践其文化精神。而曾经为三教之首的儒家文化却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中,作为旧的价值观念被扬弃,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和足够的重视,这是一场文化危机。”“我们的宗旨是将儒学资源整合起来,让社会理解、认识、融会贯通。上儒学课程是为了塑造一批实践传统精神、价值观念的年轻人,他们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的传承者、守护者、创新者。”王立斌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得到了“北京大学耕读社”同学的高度肯定。

(六)加强书院旅游安排,扩大书院文化的辐射范围

生命的遗书篇2

关键词: 渝东南民族地区 红色乡土史 历史教学 运用 原则

渝东南民族地区位于湘、鄂、黔三省与重庆市之间,为土家族和苗族集聚区域,包括重庆市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县。在近现代史上有着许多的革命战斗遗迹、遗址、文献档案、资料和革命人物、历史事件、革命精神等红色乡土史。因此,将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乡土史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中,对学生学习、感悟历史大有裨益,从而能更好地实现中学历史课程目标。

一、红色乡土史及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乡土史概况

1.红色乡土史的概念。乡土的本义是指家乡、故土,通常指的是人们出生的故乡或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乡土史资“记载了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地区微型化了的通史”[1],“从广义上说,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体系,包括一个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特征、人口状况、风俗习惯、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和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内容。从狭义上说,乡土史资源主要包括本地区的历史沿革、文化传统、风土民俗、名胜古迹、革命遗址、重要人物和事件等”[2]。红色乡土史则主要指一个地区在近现代留下的革命战斗遗迹、遗址、文献档案、资料和革命人物、历史事件、革命精神等。

2.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乡土史概况。黔江区有小南海镇红军奇袭大路坝时的临时指挥所、濯水镇红军横渡阿蓬江泥沱渡口纪念碑、三元宫“红军纪念碑”、水市乡“红军树”、白土乡三塘村两处剿匪标语、冯家镇红三军政委和前委书记万涛等。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有南宾镇猫圈坡红军井等。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有郁山镇德政碑、汉葭镇红三军司令部汉葭旧址、县城南端绿荫轩和南渡沱红军渡口遗址等。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三方面军在南腰界创建的川黔湘鄂革命根据地、龙潭镇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赵世炎烈士故居及革命教育家赵君陶(原国务院总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母亲)、县城烈士陵园等。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有峻岭乡红军倒马子坎战斗遗址、县城南郊二野司令部旧址凤鸣书院、红安乡刘邓大军入川处红茶渡口和“、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第二野战军,打击边区顽匪,解放秀山,挺进大西南等悲壮而感人的革命事件展现了红军的革命理想和对革命的奉献精神”[3]等。

二、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乡土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通过上述可知,渝东南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红色乡土史资源,它们是中学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爱乡、爱国、爱党教育的鲜活素材。那么,怎样将这些红色乡土史资源融入中学历史教学之中呢?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原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是正确行动的依据、尺度和准则。因此,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乡土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不是随意而行的,而是要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乡土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双主性原则。教师在将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乡土史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中时,应发挥自身的主导地位,正确地把握红色乡土史与历史教科书的关系,寻求二者在内容上的结合,并根据教学大纲和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应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径,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2.主辅性原则。教师在把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乡土史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中时,应正确处理好与历史教科书间的关系;历史“教科书是教师和学生学习学科知识的主要资料”[4],以历史教科书为主,红色乡土史为辅。补充的红色乡土史要适度,不可喧宾夺主,冲淡历史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与历史教科书相结合;选择那些适合中学生年龄特征、符合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最熟悉、最典型的红色乡土史。

3.个性化原则。渝东南民族地区虽有着丰富的红色乡土史资源,但基于不同区县、学校、老师和同学,可运用于历史教学中的红色乡土史资源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为此,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乡土史资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不应强求一律,而应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发挥各自优势,突出特色,彰显个性。

4.专题性原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对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乡土史拟定一系列的专题,如刘邓大军入川、川黔湘鄂革命根据地、武陵山剿匪斗争等,并请有关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专题研讨,然后让学生编辑与红色乡土史题材有关的专题板报(通讯、刊物)、举办小型红色乡土史专题展览,等等。

5.实践性原则。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乡土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不仅局限于中学历史课堂,更好的方法是走出教室,积极开展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直接感悟、体验自己家乡的红色乡土史。如带领学生参观革命遗址、名人故居、民族博物馆,收集各红军故事等,进而根据这些活动写调查报告、开展图片展览、开展故事会等,这样则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相统一。

渝东南民族地区在近现代史上有着许多的革命战斗遗迹、遗址、文献档案、资料和革命人物、历史事件、革命精神等红色乡土史资源。应遵循双主性原则、主辅性原则、个性化原则、专题性原则、实践性原则,将其灵活地转化为中学历史课程资源,并行之有效地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中。对于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拓宽历史课程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历史知识,锻炼历史思维能力,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教育,以及培养爱乡爱国情感等有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胜民.用乡土史激活历史教学[J].当代教学科学,2006,(7):61.

[2]宋丽婷.中学历史教学中乡土史课程资源的开发运用――以周村乡土史教学为例[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8.

[3]李婷婷.渝东南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研究[J].丝绸之路,2011,(4):47-48.

生命的遗书篇3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有这样两件并列在一起的书信展品:

一封是丈夫写给妻子的遗书,

一封是这位妻子写给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的遗嘱。

写信人是湖南的一对革命夫妻陈觉和赵云霄。

书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云霄我的爱妻: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信了,我即日便要处死了,你也迟早不免于死,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唯愿有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世缔良缘’……”

写这封信的共产党人名叫陈觉,1903年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富有家庭,他的爱妻是共产党人赵云霄, 1906年生,河北阜平人,出生于较富裕的书香家庭,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们由相识到相知,最终结为革命伉俪。在简朴的婚礼上,他们宣誓以革命事业为共同的奋斗目标,相约为革命奉献一生。1928年9~10月,赵云霄与陈觉先后被捕,10月14日,陈觉未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英勇就义。赵云霄因怀有身孕,刑期推迟5个月。1929年 3月26日,赵云霄为孩子喂完最后一次奶,在长沙从容赴死,年仅23岁。

于是这封写给刚出生不久孩子的家书也变成为了遗嘱:

启明我的小宝贝:

小宝宝!你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二日生的,但你的母亲在你才有一月有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扶(抚)养你了,不能不把你交与你的祖父母来养你。你不必恨我,而(要)恨当时的环境!

小宝宝!我很明白的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所以才处我们的死刑),小宝宝!我不能扶(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的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多说了。血泪而成。你可记着。你的母亲是二十三岁上死的。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辜)负你父母的期望。可怜的小宝贝,我的小宝宝!

你的母亲于长沙陆军监狱署泪涕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二)

这位年仅23岁的母亲,刚刚体会到初为人母的幸福与喜悦,便与孩子生离死别,与爱人阴阳相隔,这是多么的痛彻心扉,又无可奈何,试问谁不想儿女情长,他们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为了全名族的解放事业,所以身处险境,大义凛然,不忘初心,选择了英勇就义,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每读一次,都忍不住让人潸然泪下。在历史长河中,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像陈觉和赵云霄这样勇于牺牲、割舍亲情的革命先烈,才有我们今天幸福安宁的生活。

陈觉信中说到“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唯愿有鬼”。这是多么不舍的心情啊,他们生于优越的家庭环境,本是年轻的美好年纪,拥有那个年代比较优厚的生活,却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投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他们选择了国家,终究没能与爱妻相守,生死两茫茫,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伉俪,宁愿将情感寄托于死后虚无缥缈的幻想,面对死亡从容不迫,不屈不挠,这种精神将永远值得共产党员学习。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国家的利益永远高高至上,在奉献和索取之间,要勇于奉献,在勇敢和懦弱之间,永远要学着勇敢。陈觉、赵云霄这对革命夫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历史将会永远铭记他们,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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